多年前,我曾在一間閱讀經典的教室擔任陪讀老師,在那個混齡班級上了十六年,當年的孩子如今都已長大成人。在漫長的陪伴歷程中,有一位媽媽讓我印象深刻。她總是大手牽小手,帶著兩個孩子搭上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來上課。
後來,大兒子考上了明星高中,卻因課業壓力過大而罹患憂鬱症。媽媽在極度的緊張與害怕下,突然改變了對小兒子的教育態度,從原本的嚴格要求轉為完全放鬆,心想「孩子只要快樂學習就好」,便不再來上課了。事後聽說,這位媽媽內心充滿後悔與焦慮,總覺得自己對兩個孩子的教育一個「太過」、一個「不及」,都擔心過了頭。
這樣的心情,其實是許多臺灣家長的集體縮影。在孩子小時候,大人的心底似乎都被緊箍在一個潛意識之中:「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」,於是塞滿了課業與各式才藝,給親師與孩子都帶來莫大的焦慮與壓力。
但我們好像很少停下腳步真正去思考:人生,到底要贏得什麼?誰才是生命的主體?
我們偶然而生卻必然會死。如果人生是一場馬拉松,在起跑點就進行百米衝刺,豈不是很快就氣力耗盡?反過來想,若是終點提早到來,讓人生的馬拉松變成了短跑,我們的追求會有不同嗎?
回到生命教育的核心,我自己對人生的理解便是:「如何成為更好的自己,更溫暖的他人?」當我們追求人生的幸福,就必須跳脫時間與分數的框架,去用心探索:我是誰?我想活出什麼樣的人生?
荷蘭教育家 Gert Biesta 曾指出教育的三個目標:第一是「資格化(Qualification)」,讓孩子獲得知識與技能以勝任社會角色;第二是「社會化(Socialization)」,引導孩子融入既有的文化與價值體系。在過往的教育中,我們很努力地達到了這前兩個目標,把成績、名校、好表現當成唯一,卻失落了最關鍵的第三個目標——「主體化(Subjectification)」。
「主體化」關乎學習者成為一個獨立主體的歷程,讓孩子保留成為獨特自己的可能性,成為一個能回應世界、對他人負責的行動者。當我們把有限的生命活成了無限競爭的焦慮,把外在的標籤當成必須追求的價值,我們就忘了自身這個承受一切的主體,是多麼的獨一無二。
我曾在課堂上問學生:「如果你的人生只剩六個月可以活,還願意留在教室裡聽課的請舉手?」預期之中,沒有任何一個人舉手。我接著問:「那你們要去哪裡?要做什麼事?」
這就是生命教育強調的生死關懷。當學生們在死亡的有限性面前思索這個問題時,就會發現平時拼命追求、或因挫折而痛苦生氣的事情,此時看待的觀點突然變得不一樣了,每個人對自身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逐漸浮現,進而引導出主體性的覺醒。這份覺察能讓我們理解:在有限的生命裡,真正值得累積的,是那些能安頓身心、幫助我們面對困境的幸福資產。
教育的目的,從來不是訓練孩子成為人生賽道上的常勝軍,而是陪伴他們在有限的人生裡,活出更好的自己、更溫暖的他人。因此,在過度追求學習表現的現代,教育不該是強勢的單向主導,而是一種「後退式前進」的藝術。
當老師與家長願意在關鍵時刻適度後退,放手讓孩子去經驗生命的跌撞、去承受失敗的風險,並將過程中產生的焦慮與挫折轉化為面對未來的力量,孩子才有可能在互為學習主體的這種關係中,向前邁出真正屬於自己的一步,在有限的生命裡,活出無限的精彩。
(作者為點亮生命教育協會常務理事)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