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騷擾是一種什麼樣的騷擾？
其實「性騷擾」（sexual harassment）這個詞，是美國在1970年代後才出現的概念。
在過去，這種對女性不適當、不受歡迎的肢體碰觸或語言騷擾常被當成是一種調情，直到70年代後，美國女權運動啟發女性對身體自主權的覺醒，以前那些未經同意的性意涵舉動，讓女性覺得愈來愈不舒服。這種不舒服的感受，在當時甚至找不到適當的詞彙來表達，一度還使用「微性侵」（little rape）來類比這種身體被侵犯的羞辱感和不愉快經驗。
1970年代「性騷擾」被「正名」後，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意義：一是可以幫助受害者說出是什麼樣的騷擾樣態讓他們感到不舒服；第二個意義是，它可以增進這類生活經驗的討論，讓一向被壓抑、不知如何說起的女性經驗受到正視，進而得以從制度、立法著手，改善性別不友善、具敵意的環境。這種討論的重要性還包括：可以加強我們對身體感受的自覺和意識，並學習尊重不一樣性別的人的身體感受。
由此可見，#MeToo運動可說是1970年代性騷擾正名的強化和延續：把別人強加在自己身體的不愉快經驗揭露出來，並試圖透過某種共鳴的力量，改變性別敵意的環境。
在性騷擾的情境中，或許最讓一般大眾感到困惑的是：為什麼受害者遭到性騷擾時，不趕快大喊、逃走或馬上講出來讓其他人知道？
這是因為性騷擾不單單僅是「性」的騷擾，更多時候是具有較高權力者對較沒有權力的一方的權力施展，例如：醫師對病患、老師對學生、老闆對下屬等等。因此，讓人講不出口的地方，與其說是性或是身體，還不如說是難以對抗的權力：病人擔心醫生握有醫療資源、學生畏懼成績在老師手上、下屬怕被老闆解僱。
還有一個讓受害者一時之間講不出口的原因是，通常這些具有較高社會地位和權力的人（例如大學教授），往往具有良好的形象和專業能力，甚至可能是被崇拜或尊敬的對象。當這樣良好形象的人對自己做出異於常理的身體碰觸或言語時，受害者第一時間無法反擊，通常更多是因為形象反差所帶來的驚嚇和困惑，腦筋一片空白，無法思考。受害者離開現場，回到自己的獨處空間後，會有更多驚恐，甚至是自責：自責自己是否言行舉止不當才讓加害人誤會，或是自責自己為什麼沒有馬上離開或求救。
這些反應，如果我們也能以同理心帶入受害者的立場和角度，很容易發現那種受困和驚嚇的心理，如果是自己也不見得可以處理得更好。因此，我們盡量不要從旁觀者的直覺，去譴責受害人為什麼當時不這樣做、那樣做，因為更該要譴責的是加害者。
接著，另一個大家也常困惑的問題是：有些受害者被性騷擾之後，為什麼還會繼續與加害人接觸？
每個案例的情境各有不同，有些是礙於加害者的權力位置，怕拒絕會遭到報復，進而失去成績或工作；有些受害者則是陷入更複雜的權勢騷擾：以師生關係為例，有些加害者會以愛護提拔之名，藉此親近學生占便宜；這種情況，會讓學生以為自己是最特別的，甚至以為和老師在談戀愛，直到受害學生遇到另一個類似的受害者，才會赫然發現自己深陷在這個權力關係不對等的情境中，痛苦不堪。
臺灣和其他亞洲國家相比，雖然是性別平權較為進步的國家，但這也容易造成假象，忽視權力不對等的性騷擾甚至性侵的敵意環境。此外，這波臺灣#MeToo 運動，我們也發現受害者不限於生理女性，也包括生理男性；而且不論長相如何，都可能是性騷擾的加害者，進而打破「人帥真好，人醜性騷擾」的迷思。
#MeToo是一場全民運動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，共同營造一個真正性別友善的社會環境。
